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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帝师 熊伯龙     3星级
帝师 熊伯龙
[ 作者:twshys     来源:通渭书画艺术网     点击数:4904     更新时间:2010-11-19     文章录入:twshy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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帝师熊伯龙,一个无神论大家   武汉市蔡甸区大集街有熊伯龙墓。   钟陵街是大集镇的南出口,南向延伸,可抵318国道。现在还谈不上繁华,显见是由一条铺上了柏油的“乡级公路”发展而来,但因武汉经济开发区拓展的势头强劲,这儿也逐渐“城市化”了,一排排住宅商品楼正“如雨后春笋般”拔起在路东。   熊伯龙墓就像一颗翡翠,静静地镶嵌在钟陵街的西侧。这儿是一个名叫“新收堡”的土丘的南坡。其墓坐北朝南,墓院呈长方形,宽25米,长30米,占地约1000平方米。墓冢立于院落中央,冢高2.5米,直径约5米,冢围砌有四层青石。正碑高1.7米,底座高0.3米,上镌“熊伯龙之墓”五个行书大字,字迹飘逸;墓碑上款刻楷书两行,前为“皇清诰授中大夫谥学士前己丑科榜眼”,后为熊的生卒年“公元一六一六——一六六九年”;下款是重修年份;“一九九八年重立。”由武汉市人民政府拨款建成。   我是今年六月一日找到这儿来的。其墓地被青草遮护,“生机勃勃”。墓前有小道横通向一个村子,墓西紧邻民房,中间长满翠竹,丛竹中,最显眼的是一棵高大的合欢树,树影遮盖大半墓地,繁枝间缀满粉红色的合欢花,无数花瓣飘落在墓地里,给这里平添些许诗意。由于地处要道之冲,集镇之边,其墓虽野草深深,却也不觉那种墓地特有的沉寂荒凉。
编辑本段人物介绍
  熊伯龙是什么人物?   墓碑上透露着一点信息:“皇清诰授中大夫谥学士前己丑科榜眼”。这行字其实就是古人非常重视的所谓“功名”。“皇清”,这是清朝人的说法,咱们现在通常就说“清朝”;“诰授”,是指朝廷用诰命授予封号,有这两个字一是证明其合法性,二是带有一种“无上荣光”的自豪;“中大夫”是官名,明清的中大夫,是从三品;“谥”是帝王或大官死后朝廷评给他的称号,“谥学士”就是说他死后被国家授予“学士”的称号;“前己丑科”,是指顺治六年(1649)的科举考试,因为熊伯龙去世时是在康熙年间,康熙做了六十一年皇帝,期间也有个“己丑”年,为了区别所以加一个“前”字;“榜眼”,这个就厉害了,就是科举考试的全国第二名。但综合墓碑上的信息,我们不难发现,熊伯龙只是一个普通的封建官僚而已,为什么将他列入“武汉名人”行列?   熊伯龙(1616—1669)字次侯,号塞斋,出生在武汉市蔡甸区奓山街红焰村燕子咀。当地许多老人都看到过熊家的古宅,现已不存。熊伯龙晚年取号曰“钟陵”,以示对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(即钟陵)祖籍的眷念。熊伯龙的一生,有两个闪光点,一是他的政治功名,二是他的学术成就。   先说他的政治功名。   熊伯龙的曾祖熊珙任职明朝楚王府典宝,就是专门掌管王府引信的小官,楚王府就设在武昌城中。他的祖父熊士章随侍曾祖来到湖北,曾祖去世后,熊士章便流寓汉阳一带,并最终在汉阳府的奓山堡定居下来。熊伯龙的父亲熊鸣盛,是明熹宗天启元年(1621年)举人,但他的个性似乎很强,不大适应京城官场的应酬,因与人政见不合,遂返回汉阳。娶妻任氏,育二女三男,长子伯龙,次子仲龙,三子叔龙。   青年时代的熊伯龙生活坎坷,家中频遭变故。十六岁时他父亲去世,二十三岁时祖父去世。家中生活拮据,由任氏艰难支撑,熊伯龙在《哭大父示仲、叔两弟》一诗中说:“失父年十六,七年祖又离,父死有老祖,祖死无长儿。罹兹两大戚,闻者亦伤悲。忆昔吾父丧,男女五童痴,白发任拮据,男婚又结缡。三男旋抱子,负志颇能奇。”二十七岁时,正值张献忠起义军攻陷武昌,任氏在小女儿家避难,一日兵至,母女二人同死于乱军之中。(在熊伯龙进士及第之后,任氏被追赠为淑人,后晋赠一品。)   尽管如此,但熊伯龙却并没有荒废学业。作为一个官宦世家子弟,他深知读书进仕的重要意义。据《奓山镇志》说,熊伯龙自幼聪明,能诗善文。少年时就学于汉阳的嵩阳寺,刻苦攻读,夜以继日,从不懈怠。由于他在学习上勤奋自励,9岁时,便可将六经子史和诸家诗文熟记背诵,具备了秀才的资格。11岁时,老师以“天下归仁”命题为文,他废寝忘食,几易其稿,连夜写成方才罢休。此后跟随名师求教儒学,潜心考究。世传熊伯龙“读书西山,静一月,恍然有悟,尔后文思沛然”。青年时期,他游学江汉,结集江汉地区诗文爱好者22人,组织“寻社”,朝夕磨砺,讲求经世致用之学,一时名噪江汉。   熊伯龙一生勤勉好学,还给我们留下了一个“喝墨水”的故事。据说少年时的熊伯龙刻苦攻读,常至鸡鸣。他的母亲心疼儿子,恐怕他身体遭受饥寒,一天晚上给他送去一盘包子,一碟糖,并嘱咐他趁热吃下,说完就走出书房。过了一会他母亲又走进书房,看儿子吃了没有,一看包子吃完了,一碟糖却依然放在书桌上,再看她儿子满嘴黑糊糊的,不禁哑然失笑。原来熊伯龙只顾看书,在吃包子的时候,不知不觉竞把砚池里的墨汁当作糖蘸着吃了。关于这件事的真伪无法考据,历史上类似的例子较多,这也几乎就是陈毅元帅类似故事的翻版。大约某人一旦出人头地,往往别人就附会一些故事加以神秘化吧。
编辑本段生平
  清顺治五年(1648年),32岁的熊伯龙以秀才的资格直接参加顺天府(北京)举行的乡试,夺得第一名。顺治六年(1649年)他以《廷试策》一文,取得顺治己丑一甲二名,廷对第二名,中进士榜眼,特授翰林院编修。这是汉阳地区在明清时代出的第二名榜眼,第一个是明朝万历八年(1580年)的榜眼萧良有,是前虽有古人,后却无来者的事。   事实上熊伯龙能考中榜眼,除了他自身的能力超群之外,似乎还有点“运气”的成分。顺治乙丑科是清朝推翻明朝统治后所举行的第一次科举考试,当时民族矛盾还很尖锐,一批有气节的汉族知识分子往往隐遁而去,不为清朝统治者所用,这就无形中减少了竞争的压力。那些“隐遁”者,对熊伯龙这些参加清代科举考试的人多持反感甚至敌视的态度。熊伯龙之所以没有“隐遁”,可能是因为他生逢明末乱世,自己父亲也可算是明朝的“弃人”,所以对故明并无多少感情可言;而母亲死于“义军”之手,使他对“义军”应该也没有多大好感。作为一个虔诚的读书人,作为家里的长子,想重振家业,也唯有走科举之路了。   熊伯龙的仕途应该是一帆风顺的。他历授国史院编修、国子监祭酒、侍读学士,最后于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任上去世。清代《嘉庆汉阳府志》载:“帝深怜之,赐葬故里。”据说他曾担任康熙帝的老师,这也使得许多人在宣传熊伯龙时,给他安上了“帝师”的高冠。但熊伯龙在政治上最值得一说的,应该还是“一榜三状元”。所谓“一榜三状元”,指的是乡试一次开榜录取的举人里,在后来的殿试中陆续有三个人中了状元。这最能体现乡试主考官的眼光和能力,是乡试主考官的理想境界,也是千载难逢的佳话。   清人福格所著《听雨丛谈》载:“(顺治)十一年甲午乡试。是科浙江正考官编修汉阳熊伯龙,副考官给事中新乡许作梅,一榜取中三状元:史大成、严我斯、蔡启僔。”   其中,史大成于顺治十二年中“一甲一名进士”,即状元。是清朝浙江所出的第一位状元,在他中状元之前,浙江民间便流传着一种说法,说浙江的状元在大清朝是“始于史,终于钟。”殿试时,他的试卷被主考官拟为第三,皇上御览时,十分推崇他的书法,说:“此人楷书工整,必定是个正人君子。”于是钦定他为状元。巧合的是,浙江所出的最后一个状元叫 钟骏声,惊人地验证了“始于史,终于钟”的说法。   严我斯,生于崇祯二年(1629),卒年不详。字就思,号存庵。浙江归安(今湖州)人。康熙三年(1664)状元。   蔡启僔(1619—1683),字硕公,号昆旸,浙江省德清县人。康熙九年(1670)状元。   这三人陆续被点状元,给熊伯龙身前身后带来了相当的声誉。但这些声誉与几千年封建历史上的那些名臣名将比较起来,则有小巫大巫之比,不足以让其成为影响深远的“不朽”人物。   让熊伯龙“不朽”的是他的
编辑本段学术成就
  。   熊伯龙“尤精字母反切之学,知西洋天文算法,又通佛经,解翻译。其杂著似唐荆川,律诗类《中州集》(注:金诗总集,金代元好问编)。楷法篆隶,弓马琴棋,无一不工。对客挥尘,宋人理学,晋人清谈,兼而有之。”(《无何集·衡衡子书》)是明末清初时的博学多才之士。特别是八股文的写作,即所谓“制艺”,文字典丽,气势恢弘。清人翁方纲题黄鹤楼联云:“千古题诗到崔李,本朝制艺在熊刘。”崔李即崔颢、李白,刘是指与熊伯龙同科的状元刘子壮。《清史稿》也说:“开国之初,若熊伯龙、刘子壮、张玉书,为文雄浑博大,起衰式靡。”在顺治是十二年中,朝中制册诏诰多出自其手。清朝《嘉庆汉阳府志》有载:“其(熊伯龙)才学深得顺治、康熙二帝赏宠。著有《谷诒堂全集》(一名《熊学士诗文集》,均见录于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和《清史稿·艺文志》),凡诗291首,文78篇。”   但这些“学术成就”的价值和影响都不及一本《无何集》。   熊伯龙在《无何集》的自序和跋中说,他“自幼不信神仙鬼怪,祸福报应之说”,据说在他还是一个苦读的少年时,有人曾劝慰他:“熊伯龙呀熊伯龙,富贵不能强求,其奈命何!”他则回答说:“命奈我何!”入仕之后于公务之暇,研读东汉杰出无神论哲学家王充的《论衡》,并撰写《无何集》,其目的是“欲以醒世之惑于神怪祸福者”。《无何集》一书初步写成于顺治十七年初夏(1660年)。在他生前,这部书一直没有刊行,只有他的朋友何省斋、刘子壮等少数人读过手抄本。何省斋说:“读此数篇,则《无何集》一书,无怪乎当今之世无有称之者。虽日抉《论衡》之精华,又采辑群书以补仲任之不足,可谓千载之异书,书林之宝笈也;然生于今时,谁其肯信?”刘子壮说:“钟陵作《无何集》,千载而后,定当与仲任齐名。”   《无何集》全书14卷,前12卷,选辑《论衡》的“神怪祸福之说”,兼录其他古书中的有关资料,并加以自己的评论。原名《论衡精选》,又名《无何集》。“无何”语出《荀子·天论》:“云而雨,何也?无何也,犹不云而雨也。”第13卷,别题《委宛续貂集》,以选录诸家批佛之说为主,熊伯龙本人所辑。第14卷别题《勿广余言集》,是无神论言论的拾遗,熊伯龙儿子熊正笏编。该书可谓是自《论衡》后,中国古代无神论思想集大成之作。   熊伯龙编著《无何集》的宗旨在于劝世人不要受惑于神怪祸福。他认为自然界及其秩序是自然而然的,天是自然的,没有意志,不能干预人事,“灾异非天戒”,“祥瑞非天祐”。人的富贵贫*、寿夭祸福不过是“偶然之遭遇”。他认为所谓圣王受命于天,是自欺欺人的谎言。他肯定精神依附于形体,说“人老而血气自衰”,死则“精神升天,犹火灭随风散;骸骨归土,犹薪炭之灰在地”,否定人死为鬼的谬论。   他还批判了佛教的彼岸世界说,认为佛教宣扬“来世”,“疏漏畔戾而无据”。所谓“天堂地狱”是不存在的。他否定道教的神仙方术,说“血肉之躯,安能长生不死?”熊伯龙揭示了有神论的认识根源,指出鬼神观念是“思念存想所致”或“疑心所生”。他依据天神天帝的图像状如古代帝王的事实,说明人们根据自己的形像塑造鬼神。他还概括了一条与有神论斗争的经验:“凡言神言鬼﹐姑勿辨其妄;就其说而诘之,其理必穷。” 同时,他还努力从神学产生的根源上揭露神学,说:“凡托鬼神敛民钱者,皆*人射利也。”   从殷周至近代的统治者,无不宣扬天命论与君权神授,借神权来维护皇权,“假天以治人”。而熊伯龙的《无何集》明摆着就是在唱反调。而这,也正是此书的价值所在,由今天看来,这又何尝不是熊伯龙的生命价值之所在?   《无何集》在熊伯龙离世125年之后,他的六世孙熊培仁的挚友衡衡子看到这本书的手抄本,惊叹地说:“真千古异书也!”“急为开雕”。这样,这一部几遭淹没的无神论哲学著作,才于乾隆五十九年春(1794年)在湖北刊行。在《无何集》印就之前半年,熊培仁已去世了,他也没有看到这部书的出版。《无何集》问世131年后,湖北沔阳学者卢弼先生借得北京大学藏本,于1925年予以影印,这是《无何集》一书第二次刊行。《无何集》第三次刊行,是在全国人民开展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”大讨论之后的1979年,由中华书局整理点校出版。   以一部著作而名垂青史,代代不乏其人,熊伯龙无疑便是其中的幸运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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